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根基，是解决所有技术难题的关键。

当前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，全球科技竞争日益聚焦于基础前沿领域，原创性、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面对这一机遇与挑战，优化科研布局、加强投入保障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，以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，对国家复兴至关重要。

本期“教育大计大家谈”栏目，特邀相关专家学者，共同探讨如何以更大力度、更务实举措，夯实基础研究根基，增强我国原始创新能力。

对话嘉宾：

陈晔光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昌大学校长

李晓强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、副研究员

刘铁岩，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、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

张嘉漪，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、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

阳铭，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、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

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，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

记者：当前，为何必须以更大的力度加强基础研究？

陈晔光：当前，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。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，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史无前例的迫切需求。一方面，对事物根本原理缺乏深刻认知，就难以产生真正颠覆性的应用成果。另一方面，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过程，往往会催生新技术、开拓新路径，这些也可能引发技术创新和变革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。加大基础研究力度，是从源头上化解“卡脖子”风险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。

李晓强：应用端的问题越复杂，越会迫使我们回归基础研究的源头。当前面临的诸多瓶颈，表面上看是材料、设备、工艺或软件受制于人，但深层次原因在于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。缺乏深厚的基础研究支撑，就难以在原创路径上取得进展，只能在已验证的领域进行低水平的重复。

刘铁岩：今天的基础研究，已成为当下竞争的底层能力。过去，我们可以在很多领域沿着既有技术路线追赶，通过工程优化、产业组织和应用创新实现快速发展。但如今环境已大为不同：一方面，全球科技竞争已前移至基础原理、技术范式、系统架构和关键工具层面；另一方面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，正在重塑科学发现和产业组织的方式。因此，今天谈论基础研究，已超越了过往对论文、学科和实验室的认知，而是要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，掌握未来的主动权和话语权。

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，兼顾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

记者：基础研究应“两条腿走路”，即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并重。如何更好地实现两者间的平衡？

张嘉漪：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，虽路径不同，但都指向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目标导向的价值在于提升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能。它并非简单地将基础研究转变为工程攻关或产品开发，而是围绕生物安全、人工智能、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，精准把握其背后的科学规律、关键机制和共性问题。自由探索则是产生原创突破的重要源头。许多重大成果在早期并未有明确的应用目标，而是源于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。基础研究的魅力恰在于其不确定性，今天看似“无用”的认知突破，可能正是明天产业变革的种子。

阳铭：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是互补共生的，两者并不矛盾或对立。自由探索虽短期内难以产生实用成果，却为未来技术突破奠定了底层科学基础；目标导向研究聚焦重大现实需求，往往也能从中提炼出新的基础科学问题，反哺自由探索。这启示我们，应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密结合。

陈晔光：把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的平衡，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的内在特性。对自由探索应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和宽松、不设功利目标的科研环境；对目标导向研究则要明确目标并配置相应的资源。如此，才能实现“两条腿”的协调发展，持续激发原始创新活力。

记者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不同，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中应如何发力，并打通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？

刘铁岩：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感度，以及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开放的协同模式。以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为例，其“新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构建“产学研创投”一体化平台；与北京中关村学院实行“一体两院、融合发展”，形成有组织的科研梯队；以项目制为抓手，打造兼具产业洞察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团队。在此基础上，要真正打通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链条，关键在于回答两个问题：谁来提出问题？谁来验证成果？我们的答案是：问题源于产业，方案回归产业。具体而言，我们采取了三项举措：一是让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直接对接，组织师生深入企业一线调研，从真实场景中提炼科学问题，牵引基础研究课题；二是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，引导企业进行前瞻布局，共同定义问题、协同攻关；三是畅通科研转化通道，征集高校成果，通过“前店后厂”模式，为师生搭建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桥梁。

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，使资源更合理、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

记者：科研经费是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。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仍显不足，在此基础上，如何优化经费分配？

李晓强：目标是到2025年，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达到2778亿元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突破7%。但与一些全球创新强国相比，我们仍有差距。这要求我们既要继续加大投入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，又要深化改革，优化基础研究经费分配结构，确保有限的资金用在“刀刃”上。基础研究的突破往往需要长期坚持，因此也需要经费的连续性支持。特别是针对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，应采取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的方式，为科研团队提供长期经费保障。对成熟的科研团队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公共平台等，应提高稳定经费比例，并建立完善的滚动延续、跨周期的资助机制。

阳铭：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的产出具有不可预测性，目前主要依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支持。在经费分配过程中，资源适度向优势团队集中具有合理性，但也应关注青年科研人员在起步阶段面临的现实困难——他们思路活跃，敢于挑战难题，但受限于资源获取能力，难以充分施展才华。因此，在激励顶尖突破的同时，也要保障广泛参与。评审中应更加关注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问题本身的科学价值，从而使资源更合理、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。

记者：目前，在投入方式上存在哪些难点？如何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？

陈晔光：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，中央财政投入约1000亿元，其余来自地方财政和其他主体。目前经费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，企业对高风险、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，短期内难以成为主要力量。

张嘉漪：针对产业界“卡脖子”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，可推行企业或产业联盟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联合资助的模式。由企业和高校共同凝练问题、共同投入资源，并由科学家领衔攻关。这样既能确保科研选题紧贴产业的真实需求，也能为基础研究开辟稳定的资金渠道。复旦大学已构建了“复旦科创母基金+科创投资基金+社会专项资金”的协同投入体系，并深化与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，已成立119家校企联合实验室，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。

刘铁岩：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提供方针指引，企业提供问题与场景，科研机构贡献原创能力，社会资本提供灵活的后续支持。对于源头性、“无人区”方向，应保持耐心，加大对非共识方向、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支持；对于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，应让企业更早参与“出题、共研、验证、转化”，政府通过联合基金、场景开放降低协同成本，社会资本则接续中试放大和早期转化。

建立科学的“宽容失败”与退出机制，为自由探索留出空间

记者：近年来，科技评价改革不断深化并取得积极成效。当前，基础研究评价体系仍存在哪些难点？需要如何改进？

陈晔光：基础研究周期长、不确定性高，评价难点在于难以用量化指标简单衡量。一个原创性研究方向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更久才能显现成效，若前几年无明显产出即停止支持，可能扼杀重大发现。评价改革的重点是回归专业判断，实行真正的“小同行”评议，重点考察研究工作的原创性、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。论文发表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，有助于同行了解和检验成果，但不应“唯高影响因子”。

李晓强：除了继续完善评价周期和评价指标外，评价维度也需更加全面。基础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新方法论、工具开发、技术路线积累等具有长期价值，不能重结果而轻过程。应对基础研究过程中的隐性产出，进一步完善制度化认可途径。应建立过程贡献与风险价值识别机制，将研究中产生的原创方法、工具、技术路线、关键数据集等纳入正式成果体系。同时，建立“探索风险档案”，记录并认可科学合理的试错和高风险探索过程。

张嘉漪：如果一个项目未达到最初设想的指标，究竟是因为研究人员不作为，还是因为这条研究路径本身就是死胡同？事实上，证明某条路径是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，而这在评价层面极难界定。因此，建立科学的“宽容失败”与退出机制，也十分必要。

记者：部分科研人员，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面临考核周期短等压力，如何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的成长提供更好的环境？

阳铭：绝大多数投身科研的青年人都怀有积极向上、锐意进取的精神，也并不畏惧真正的学术检验。青年学者入职后，应首先获得开展正常科研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——经费、招生名额、实验室空间等。考核要求也应与配套支持水平相适应。基础研究虽然成果产出周期较长，但在相应周期内取得阶段性进展是可以实现的。这类进展未必以论文为唯一呈现方式，可以用人单位可根据学科特点和研究难度，进行基于实质贡献的专业评判。

刘铁岩：搭建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包容的评价体系，为有潜力的青年人才提供安心深耕的科研沃土，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。一是建立与基础研究规律相匹配的评价体系。真正原创性的探索，早期往往表现为非共识的问题或方法，未必能立即转化为论文与项目。因此，在研究周期内，我们建立了持续激励机制，关注阶段性评价，让青年在探索中持续获得正向反馈。二是提供长周期、稳定的资源支持。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提供岗位保障、团队资源、仪器平台、交叉合作和阶段性经费，将青年人置于重大任务、交叉团队和真实问题中锻炼，给予他们挑大梁的机会。三是培养更多能够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。我们允许青年人才自主立项，鼓励他们自己发现真实问题、组建团队、管理经费、对接产业。当青年人才主动牵引研究路径时，这种主动性能让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具定力。